互联网裁员风暴席卷杭州：大厂不要我，小厂怕我卷

今年春天，在杭州科技公司工作的林峰身边没有一个同事主动离开。而过去两年，每到“金三银四”，他都有10%以上的同事选择跳槽。

近两个月，各大互联网公司展开了“击鼓传花式”裁员，从爱奇艺到阿里巴巴、腾讯、京东，如今接棒的则是有赞，无论是巨无霸的千亿市值巨头，还是垂直细分领域的独角兽企业都未能幸免。

作为互联网电商、直播发源地的杭州，无疑处在风暴中心，大量被裁员工进入了漫长又煎熬的等待期。他们中有的在社交平台控诉着被大厂偷走的健康和时光，身体却继续“诚实”地把互联网公司作为就业第一选择；有的则选择了跳出加班怪圈，试图寻找工作和生活的平衡。

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：裁员风暴笼罩下的杭州，没有一个人自信能全身而退。

被裁之后，看遍了大厂所有的岗位

“大厂裁我千百遍，我待大厂如初恋。”

这是琪琪被有赞裁员两个月的状态，她提交了上百次简历，但是回复数量却寥寥无几。琪琪的理想工作是入职互联网“鄙视链”顶端的阿里电商部门，同时也把最低标准定在只经历过天使轮融资的初创企业。

“头部互联网大厂的招聘通道都关闭了，能选择的范畴很小，只能降低自己的心理预期。”琪琪向时代财经感叹道。

互联网招聘猎头罗婷向时代财经透露：“今年大厂的招聘名额普遍比往年缩减了60%，可能是出于业务考虑，大厂的态度越来越谨慎、保守，有的公司经常招聘进行到一半，就关闭了名额。”

“这几年快速扩张的业务，比如社区团购，以及受疫情影响较大的OTA旅游业是裁员的重灾区，而且后续也不会持续招人。核心岗位依然有招聘需求，但要求也更高了，比如同一个职位可能要身兼三倍工作。”罗婷说道。

中小企业在承接大厂流出的员工时也会有顾虑。在琪琪正式答应入职后，对方反而委婉地拒绝了她。“HR担心从大厂离开后的员工入职后‘骑驴找马’，增加公司人员的不稳定性。”

研究生毕业之际，琪琪在选调生和互联网大厂中选择了后者。对于一名应届生来说，每月近2万元的收入无疑是巨大的诱惑。

琪琪的大厂情怀从本科时期就种下了，彼时正值互联网公司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，尤其入职前两年，琪琪能感受到公司飞速的成长。每晚8点，群里都有人在提交新的方案，这种被信息包围的状态是她最大的安全感来源。

但随之而来的业务调整，也让任何一个个体都可能被无情抛弃。由于经历了两轮大裁员，琪琪在过去两家公司任职时长都没超过1年，这让她在后续的求职中陷入被动。

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大部分有赞被裁员工流向了字节跳动电商部门，后者是为数不多仍在扩张的互联网业务团队。海豚社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19年字节电商GMV还不足千亿元，2021年字节电商GMV实现8000亿元，增幅高达十几倍，占据零售电商Top10总市场份额的5%。

然而，动辄3年以上的工作经历门槛，让琪琪卡在了“不上不下”的尴尬阶段。与此同时，周围的声音都在向她传递同一种信号：体制内才是最稳定的。

同样对互联网大厂有执念的王欢在不下十个公司实习过。去年秋招，她终于进入杭州一家互联网大厂，就在两个月前，距离转正只剩下临门一脚时，王欢收到了被裁的消息。

作为一位“双非”院校的大四学生，王欢只能挤进大厂的边缘岗位，工资水平通常只有核心岗位员工的三分之一，反倒是长期的加班消耗让她积累了一身负面情绪。

“不能太理想主义，有时候抢着干活还会被甩锅，底线是为自己打工。”王欢还想再争取一张大厂入场券，按照她的职业规划，只要在大厂拥有两年正式员工的经历，大概率能去杭州的中小型公司做管理。

投身上海外企，业余不忘搞钱

在杭州，有像琪琪和王欢一样仍然在死磕的年轻人，也有从大厂的泡沫中清醒过来的员工，他们正在主动逃离加班的怪圈。

黄薇是头部互联网公司本地生活业务的一员，这个被称为互联网最苦最累的业务在疯狂扩张后迅速冷却，这也彻底磨平了黄薇的棱角。

互联网公司奉行的“996工作制”就像薛定谔的猫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没人知道几点才能下班，晚上9点通常是公司最热闹的时间，办公室的所有会议室都在夜晚预定爆满。

从入职开始，黄薇的下班时间永远在9点之后。一次周五晚上，黄薇约了朋友一起吃饭，因为接二连三的会议，她一再修改见面的时间。后来，黄薇再也没有出席过完整的朋友聚会。

“明明半小时可以解决的问题，非要拖到两个小时，大多时候要面对上级永无止境的PUA，如果是抱着要学习的态度来大厂，基本可以劝退了。”

和黄薇一样，越来越多人发觉，互联网公司踏入了一场消耗式的马拉松，个人的付出与回报越来越偏离正比，尤其是非核心岗位，较高的收入并不能抵消牺牲的个人健康和生活。

为了避免周而复始的加班，黄薇提离职后便不再对接任何需求，她把社交账号改成“极致反内卷”，陆续输出如何抵抗职场PUA的内容。辞职当天，她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由：离开办公室大楼时，天还没完全暗下来。

这次黄薇改变了思路，把选择方向放在了外企上，也自然去了外企密度更高的上海。庆幸的是，她还没在杭州站稳脚跟，能从一座城市潇洒地离开。

上海疫情爆发前，黄薇收到了一家外企公司的offer。一到规定下班时间，办公室就有了躁动的声音，半个小时后，工位上的员工便离开了四分之三，“新公司的整体氛围不提倡加班”。

从小电科技离职的魏新，进入了杭州某头部互联网公司。但他并没有如愿得到高额的薪资，几轮谈判下来，面试官把魏新预期的月薪分摊在了年终奖和福利上。

魏新知道规则背后的陷阱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拿满年终奖，但当下他只能妥协接受折中的办法。“几轮面试下来，大厂的非核心岗位都在压低薪资，这是普遍现象。

继续卷，还是彻底逃离？

去年11月，据复旦大学消息，蚂蚁集团副总裁、AI团队负责人漆远已经离职，出任复旦大学浩清教授及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研究院院长。这让部分人惊觉，大厂不一定是最佳选项。

“这个阶段，AI、芯片公司的需求还很旺盛，并且会高薪聘请专业人才，互联网公司的岗位需求确实在收缩，大量溢出员工只能选择二、三梯队的公司或者去二、三线城市找机会。”罗婷说道。

不过，大裁员的背后并不是躺平，内卷没有终止。每一次面试结束后，琪琪都会复盘复试经验，几十场面试下来，琪琪写满了厚厚的笔记，这是大厂教给她的方法论，她感觉自己依然活在内卷的牢笼中。

林峰公司入职的应届毕业生平均学历均是硕士，而且全部来自顶级985院校，作为前浪的林峰时刻都担心被打在沙滩上。

两年前，林峰买下了杭州萧山区边缘的房子。在杭州互联网公司的拥趸下，当地房价也跟着水涨船高，林峰每个月背负着2万元的房贷，没有资格主动暂停还算稳定的工作节奏。

林峰所在的公司是智慧物流技术公司，不是这轮裁员的重灾区。但他发现同事都在给自己打鸡血：默默延长下班时间，桌上的专业书籍也越垒越高，他还猜测有越来越多的同事报名了成人培训班。

被杭州某互联网大厂教培部门“优化”的李甜，不得不在其他岗位另起炉灶。李甜总结自己的最大优势是“口才”，做主播成为第二个选项。然而，不超过100斤的门槛多次把李甜拒之门外，她不得不向现实妥协，暂时成了一位食品类主播，底薪也被从1万元压到了8000元。

一位直播电商领域的求职者向时代财经坦言，“很多代播机构一路都是坑，要求每天直播6个小时，底薪4000元左右是常见现象。”

互联网大厂的工作经验也让黄薇学会时刻未雨绸缪。她开始布局自己的副业版图：考雅思做英语家教，保持活跃的输出、做一个职场内容分享博主。她算了一笔账，假设计划能如期执行，即便遭遇裁员的风险，她也能每月实现超过2万元的收入。

黄薇的不安代表了这一代互联网人的心态：伴随着35岁的中年焦虑，他们辛苦搭建的正常生活随时有可能瓦解，幡然醒悟后，他们开始为自己找寻更多的退路。

（本文受访者皆为化名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