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多少职场内卷以绩效考核之名？

风起于青萍之末。年前，不知从哪个角落就冒出了公司要进行绩效改革的传闻。一时之间，同事之间开始互相探口风，打听消息的真实性。在茶水间打开水，在楼道等电梯、在食堂打饭菜的间隙，总能听到一些窃窃私语，讨论绩效怎么改、什么时候开始改。一种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不安感，笼罩着所有人。

果然，绩效改革的大锤在大家欢欢喜喜地过完年后，终于落了地。简单而言，绩效改革取消了基础绩效，采用按照工作量“计件算分”、“按分算绩效工资”的原则。分给每个部门池子里的钱不变，但每个人拿到手的数量有了较大差别。如果你拿的工资少了，说明必然有人“拿走”了你的部分。

这只锤子打在不同人身上，作用力是不同的。比如我所在的部门业务性质特殊，同一级别的人被指派的工作量大体一致，因此没有感受到改革切肤的阵痛。但与我相熟的其他几个部门的同事却叫苦不迭，怨声载道。他们说，绩效改革的影响是全方位的，不仅彻底扭转了工作状态，还让职场心态、同事关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

比如一个同事说，她亲眼看着一个职场前辈跑到领导面前，问是否能将一个项目交给他做。那是一个又苦又累、没什么营养的常规性差事。放在过去，大家一般都心照不宣地假装不闻不问，避之唯恐不及。如今，同事们却像被集体赶入了丛林里的野兽，这里闻闻，那里嗅嗅，抓紧时间抢占地盘和资源。

同事说，她看着那位前辈，就像看着一只饥饿的狮子，对着一块不剩多少肉的骨头，还啃得津津有味。一阵寒意从她的脚底冒出，一股脑蹿上了脊背，让她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

绩效改革是残酷的，它板着一张严肃的脸，挥舞手中的长鞭，驱策大家使劲向前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想维持好看的吃相就变得比较困难了。前几天下班时在电梯碰到同事，问她去哪儿。她无奈地说下楼吃个饭，之后得回办公室加班——她正费尽心思地研究有哪些新项目，手上还有一摞资料要看。

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·格尔茨在《农业的内卷化》中，用爪哇岛为例，生动形象地讲述了“内卷”的概念。爪哇岛位于印度尼西亚，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海岛。在资源有限，人口又不断增长的压力下，勤奋的爪哇人民不断增加在每一亩土地上投放的劳动力，精耕细作，却未能得到与之匹配的农业产出。

农业的内卷化的概念引申到今日的职场，指代的是一种不正常的白热化竞争。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，人们只能在一个系统中内耗，不断提高工作时长与强度，并在不必要的事情上耗费大量精力，找不到职业的价值与意义。

有媒体曾在网上发起过一项职场内卷调查。结果显示，不同程度上感受到职场内卷的受访者竟超过了96%。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，工作重复无意义、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、加班严重是职场内卷中最常见的现象。我的同事就抱怨，工作强度高了不少，但大家争来争去，体现在工资上也就一两千块的差别，挺没劲的。

事实上，绩效考核并不见得都不好，毕竟这体现了多劳多得和奖勤罚懒的初衷。一个兢兢业业的职场“老黄牛”和只会甩锅的“摸鱼族”，待遇当然要有所区分。但是，当绩效考核到达某种极致，对人的负面压迫高于正向激励时，它的味道就变质了。

比如，在内卷重灾区的互联网行业，KPI、OKR等耳熟能详的绩效考核制度，让无数大厂社畜不得不接受“996”常态化，生活被工作无情绑架。我们单位的绩效改革已经算温和了，因为绩效只是影响工资多寡。在某些实行末尾淘汰制的企业，绩效改革直接决定饭碗和生存。大家可不得铆足了劲，让自己卷起来么？

为什么绩效考核就像洪水猛兽，让人既畏惧又无法不在意？首先，直接原因是绩效与钱袋子、晋升通道绑定了，而且这种绑定是单一的。在高度内卷化的职场中，人们疲于奔命，鲜少有人还有精力去从事副业，因此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。

绩效高，不仅意味着当前收入更可观，也意味着晋升的可能性更大，未来的收入预期也更高。因此，人们又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绩效这片贫瘠的土壤中，希望能再多种出几斤米来。这是一个不断变本加厉的死循环，无数人在这一亩三分田中绕来绕去，像走不出去的迷宫。

薛兆丰曾经说，“让你996的不是你的老板，而是其他愿意996的人。”只要生活在人群当中，人似乎就永远逃不开同辈压力。读书时，每次月考放榜，学校便在公告栏里贴一张大红纸，按照分数依次往下排。工作后，绩效考核就像每月的放榜时刻。大家盯着工资条上浮动的数字，有人喜笑颜开，就有人愁云惨淡。

吊车尾的感觉，永远是令人不舒服的。在自然界，跑得最慢的羊，似乎都能嗅到狮子在身后张开血盆大口的危险气息。即使经过这么多年的自然进化，“恐惧落后于人”依然深深地写在人类的基因里，时刻在耳边提醒着，“太慢了”，“跑快点”，“再快点”……

面对内卷化的职场，要么顽强加入，要么选择退出，似乎很难找到第三个通道。前阵子，有媒体报道了“城市蹲族”，引发许多讨论。“城市蹲族”大多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，家庭出身也不错，但却选择宅在家里。他们控制自己的消费，维持低欲望的生活，打零工一两个月，赚够了钱就辞职，继续家里蹲。

这让我想起了玛丽-法郎士·阿兹布鲁克在《不服从》里的观点，即面对不合理的制度，除了违法、造反等暴力途径，“懈怠”也是不服从的一种重要表现。书里提到，“坚持不懈的懒惰也需要决心：要尽全部力量去抵抗社会要求人人工作的命令。”当蹲族、躺族、三和大神等群体开始引起社会注意，也正说明，“不工作”已成为一些人抵抗内卷、修复心灵的选择。

正如日剧《凪的新生活》里，28岁的大岛凪曾经是一个典型的社畜，谨言慎行，不抱怨工作，竭力讨好同事。终于，在一次晕倒住院后，她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。她辞了工作，退了房，扔掉所有家具，租住在乡下的一间小房子里，过极简主义的生活。她只带了一床被子过去，日用品选最便宜的，领最低保险金生活，每天精打细算，却在简单的生活中，找到了风平浪静的快乐。

剧中有一个片段让我印象深刻：大岛凪从外头捡回来一个风扇，并精心地给它刷上鲜艳的明黄色颜料。炎炎夏日，这只风扇就像一朵开在室内的向日葵(2.890, 0.00, 0.00%)，陪她说话，给她勇气。看来，获得快乐似乎并不难，有充足的闲暇、足够低的欲望，一把旧风扇也可以很珍贵。

但是“退出”这个选项，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是奢侈的。有房贷要付、父母赡养要花钱、子女教育支出水涨船高……每一项都让人对“退出”望而却步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卷。有调查就显示，上班族们普遍认为，只有存款达到了10万元，才敢裸辞。

去年，我有一个朋友潇洒地选择了裸辞，逃离那个让她身心俱疲的公司，跟凌晨一点还给她打夺命连环call的老板说了再见。她宅在家中，读想看很久的书，补一直没时间追的剧，偶尔参加旅行兴趣小组，和驴友一起爬山玩水。无数次加班赶材料的我，刷到她的朋友圈，都感到满心的羡慕。

但她也跟我说，自己过去工作几年攒了一笔钱，能够支撑一年半载游手好闲的生活。同时，她的父母极度宽容，能够理解她，并放手让她去探索自我。显然，裸辞是有门槛的，需要一定的实力、足够的勇气、亲人的支持。但这几个要素，又有多少人能同时满足呢？